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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救更多人?公益之心 —“急診人”郭樹彬的三重境界

2019-03-14      撰文 本刊記者?溫志宏 攝影?本刊記者?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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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陽醫院,不論從哪個入口進入急診科,地面的就診區域引導信息都清晰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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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主任郭樹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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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陽醫院急診科,從掛號到檢查一系列就診程序在電子顯示屏有序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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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房醫生人手一臺移動的分診信息查詢系統,方便快捷地了解病人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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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救室和留觀室所有病床都加裝生命體征監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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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救室正中,偌大的液晶顯示屏保證醫生能夠隨時關注病人病情并及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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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診科重癥監護室(ICU)設有護士和醫生工作站,能夠更加及時地處理突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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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主任郭樹彬將“好醫生”分為三類:技術精湛,治病救人;管理超強,能領導醫學團隊救治更多人;有“公益之心”,積極普及醫學知識,讓社會 更多人受益。在他看來,具備這三種特點,便是最高層次的醫生了。

  “有次值班時,半夜送來一位孕婦,心臟驟停已20分鐘。一邊搶救,一邊做剖宮產,但孕婦心跳始終沒有恢復,嬰兒出來后也沒有心跳。搶救持續進行中,大概又過了20多分鐘,嬰兒突然哭出了聲,產婦也神奇地很快恢復了心跳。”

  這樣的驚險故事在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并不少見。用急診科主任郭樹彬的話來說,急診科與其他科室最大的區別就是“生離死別天天上演,起死回生時時重現”,這里可以說是很多人“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線”。

   

  “不讓能搶救過來的病人失去生命”

  郭樹彬是一位老“急診人”了。2015年調入北京朝陽醫院前,他已經在北京協和醫院急診科工作了13年,精于科室綜合管理和創新。剛來朝陽醫院急診工作時,他感受到的最大問題 是急診資源被嚴重擠占:“急診病人和非急診病人混在一起,30%甚至更高比例的急診病人或是只需簡單治療,或是老年疾病和慢性終結性疾病患者,而真正需要緊急治療搶救的急危 病患卻經常被排在后面。”

  這種現象并非朝陽醫院急診獨有。和歐美等發達國家急診體系相比,中國急診科乃至整個醫療系統最突出的特點是人口基數大。據中國衛健委發布的數據,20181月至11月,中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量達75.4億人次,其中公立醫院達27.6 億人次,約占到36%,急診量則在2013年就超過1.2億人次。

  同時,與國際上很多國家多達90%以上患者在基層醫院首診不同,中國醫療機構雖然分級多年,但醫療水平相對更高和設備相對更好的高等級醫院還是更受青睞,尤其在北京等大城市里,類似朝陽醫院這樣的三級甲等醫院常年人滿為患,急診科連走廊都排滿病床的場景更比比皆是。

  郭樹彬的改革目標首先是要讓急診資源真正給予急危重癥和疑難病人,“不能讓能搶救過來的病人失去生命。”為了提高急診效率和資源使用率,他強調醫療資源的“區域化”合作, 即把相同醫療輻射范圍內的各級醫院進行資源一體化整合,根據患者的病情,提高上下級醫院之間縱向轉診的效率。同時,郭樹彬從20165月份開始推動建立院外醫療聯合體系療區,用來轉移那些已經脫離生命危險但合并多器官或多系統疾病的病人。“他們既在醫聯體得到了同級、同質的照護,又不需滯留在急診。急診科有限的床位因此絕大多數留給了需要重癥監護的病人。”

  對搶救室和留觀室進行封閉式管理,也是郭樹彬推進改革的一個重要步驟。十幾位病人和家屬將醫生“團團圍住”的場景在中國醫院十分普遍,但在郭樹彬看來,“醫生耳邊嘈雜,很難集中精力,所以我們封閉了搶救室和留觀室,該留的病人留下,不該留的轉走,以減少在重癥搶救過程中的干擾和干預。”

  20172月,郭樹彬還推動啟用了分級叫號診療系統,按照急診分診國際標準進行處置,病情瀕危、危及生命的一、二 級患者在5分鐘內積極處理,三、四級患者則分別在15分鐘和兩小時內處置。

  優化后的急診流程使之前被大量占用的急診資源得到充分釋放,不僅保證了重癥搶救,而且就診秩序和環境得到優化,臨床、社會和經濟效益都有大幅提升。

   

  善用“互聯網+

  郭樹彬常把急診科醫生比作“醫學界的特種兵”,面對病人,要有快速應急反應能力和高超的醫學綜合水平,能夠第一時間識別危險乃至致命因素,抗壓能力、處理復雜事務的能力 和醫患交往能力更是必不可少。相比國外急診科醫生,中國醫生還常經歷整個急危重癥的搶救過程,綜合能力甚至更勝一籌。

  在醫學院讀書時,郭樹彬從本科到博士后的專業都是消 化內科,工作后機緣巧合進入急診,一干就將近20年。正是因為多年從事急診工作,郭樹彬的全局意識特別強。他帶領團隊行急診科改革的同期,恰逢北京市開啟“醫藥分開”綜合改革,其亮點之一便是借助醫保報銷杠桿和醫療服務價格給病人傳遞分級信號,有效提升社區和基層診療工作量,以此緩解大醫院看病難問題。到2017年底,改革實施不到一年,北京三級醫院門急診量就下降了12%

  郭樹彬在朝陽醫院急診科實施的改革也正順應了推進分級診療和醫聯體建設的大趨勢,“急診科是急危重癥的入口,當下國內的醫改方向就是普通專科常見疾病向社區下沉,而急危重癥向大醫院聚集。三級醫院門急診量下降,但急危重癥和疑難病例實際上是在增加。”目前,朝陽醫院急診醫學科年急診量達26萬人次,危重疑難病人比例遠超過北京其他醫院。

  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急診醫學體系多創立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起則步較晚。1983年,北京協和醫院院長陳 敏章教授批準在醫院設立獨立的急診科,成為中國第一個醫院內急診科。2000年,中華醫學會急診分會專家發布的《我國急診醫學的現狀與發展對策》中指出,技術標準化和信息網絡 化將是急診醫學的重要發展方向,這也正是郭樹彬來朝陽醫院急診之后推進的另一項重大改革。

  目前在朝陽醫院,不論從哪個入口進入急診科,地面的就診區域引導信息都清晰明確;從掛號到檢查一系列就診程序在電子顯示屏有序播報;查房醫生人手一臺移動的分診信息查詢系統,不需再去翻閱厚厚的紙質病例本;搶救室和留觀室所有病床都加裝生命體征監測儀;搶救室正中,偌大的液晶顯示屏保證醫生能夠隨時關注病人病情并及時處置。

  2018年底,中國醫學科學院出臺全國急診醫學科技影響 力排行榜,從科技產出、學術影響、科技條件三方面評估醫院科技活動影響廣度和深度。其中,朝陽醫院急診醫學科排名第二,僅次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但郭樹彬的眼光更為長遠。2018年開始,他推動朝陽醫院急診建立臨床遠程診療中心,目標是將國內數千家醫院結為一個體系,遠程分享教學和醫療過程。郭樹彬希望借助互聯網 和人工智能發展大勢,與更多基層醫院共享大醫院的先進經驗,從而推動中國醫療體系整體更為均質化。

  在他看來,不久的將來,只需借助一套虛擬現實技術(VR)設備或一副谷歌AR眼鏡(一款“增強現實”眼鏡),國內某個基層醫院的年輕醫生就可以實時看到北京三甲醫院教授 級專家查房的情景或疑難病例討論情況了。

   

  “科普是醫生的使命”

  除了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主任,郭樹彬還有多個社會任 職,其中他最為看重的是中華醫學會科學普及分會主任委員以及中國醫師協會醫學科普分會會長。

  他一直記得,曾有位大面積腦梗的老人被送來急診,來時尚有意識,但到醫院后很快意識不清。家屬難以理解為何已到醫院卻病情加重,因此認為醫院沒有盡到職責,眼看一場醫患矛盾即起。

  “我來到現場后,幾分鐘快速評析病情,并及時向家屬進行了解釋。很多大眾并不明白,許多疾病并非單純疾病,而是不可逆的衰老表現,到了一定年齡,或許就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表現形式。”

  而如何讓更多普通人接觸到更多正確的醫學科普知識,從而預防可預防的疾病,用正確的方法治療可治療的疾病,郭樹彬認為這不僅是醫學科普工作的重大意義,也是國家未來 重要的發展方向和戰略。

  兩年前,郭樹彬推動成立了中國健康科普聯盟并擔任主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公眾的醫學科普素養偏低。一組數據引人關注:2015年中國科協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具備科學素質的公民比例僅有6.2%,公眾整體的應急搶救能力和健康素養都較為缺乏。

  “有統計顯示,在醫學科普方面投入1元,相當于獲得7元收入,有些疾病減少了發病率,生了病也能夠避免有病亂投醫,花費和痛苦能夠減少,整個社會都會因此受益。”

  因此,郭樹彬經常出現在中國知名媒體的養生節目中,有目的地向大眾傳播健康常識,推動社會形成健康文化理念和日常行為約束。他還推動科普聯盟把各類組織結合在一起,由專業人士引領科普知識,并積極與中國主流社交平臺合作,打造中國健康科普的億級平臺。

  郭樹彬將“好醫生”分為三類:第一類技術精湛,治病救人;第二類管理超強,能領導醫學團隊救治更多人;第三類要有“公益之心”,通過各種手段去積極普及醫學知識,讓社會 更多人受益。具備這三種特征,便是他心中最高層次的醫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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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救更多人?公益之心 —“急診人”郭樹彬的三重境界

2019-03-14      撰文 本刊記者?溫志宏 攝影?本刊記者?陳建

  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主任郭樹彬將“好醫生”分為三類:技術精湛,治病救人;管理超強,能領導醫學團隊救治更多人;有“公益之心”,積極普及醫學知識,讓社會 更多人受益。在他看來,具備這三種特點,便是最高層次的醫生了。

  “有次值班時,半夜送來一位孕婦,心臟驟停已20分鐘。一邊搶救,一邊做剖宮產,但孕婦心跳始終沒有恢復,嬰兒出來后也沒有心跳。搶救持續進行中,大概又過了20多分鐘,嬰兒突然哭出了聲,產婦也神奇地很快恢復了心跳。”

  這樣的驚險故事在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并不少見。用急診科主任郭樹彬的話來說,急診科與其他科室最大的區別就是“生離死別天天上演,起死回生時時重現”,這里可以說是很多人“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線”。

   

  “不讓能搶救過來的病人失去生命”

  郭樹彬是一位老“急診人”了。2015年調入北京朝陽醫院前,他已經在北京協和醫院急診科工作了13年,精于科室綜合管理和創新。剛來朝陽醫院急診工作時,他感受到的最大問題 是急診資源被嚴重擠占:“急診病人和非急診病人混在一起,30%甚至更高比例的急診病人或是只需簡單治療,或是老年疾病和慢性終結性疾病患者,而真正需要緊急治療搶救的急危 病患卻經常被排在后面。”

  這種現象并非朝陽醫院急診獨有。和歐美等發達國家急診體系相比,中國急診科乃至整個醫療系統最突出的特點是人口基數大。據中國衛健委發布的數據,20181月至11月,中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量達75.4億人次,其中公立醫院達27.6 億人次,約占到36%,急診量則在2013年就超過1.2億人次。

  同時,與國際上很多國家多達90%以上患者在基層醫院首診不同,中國醫療機構雖然分級多年,但醫療水平相對更高和設備相對更好的高等級醫院還是更受青睞,尤其在北京等大城市里,類似朝陽醫院這樣的三級甲等醫院常年人滿為患,急診科連走廊都排滿病床的場景更比比皆是。

  郭樹彬的改革目標首先是要讓急診資源真正給予急危重癥和疑難病人,“不能讓能搶救過來的病人失去生命。”為了提高急診效率和資源使用率,他強調醫療資源的“區域化”合作, 即把相同醫療輻射范圍內的各級醫院進行資源一體化整合,根據患者的病情,提高上下級醫院之間縱向轉診的效率。同時,郭樹彬從20165月份開始推動建立院外醫療聯合體系療區,用來轉移那些已經脫離生命危險但合并多器官或多系統疾病的病人。“他們既在醫聯體得到了同級、同質的照護,又不需滯留在急診。急診科有限的床位因此絕大多數留給了需要重癥監護的病人。”

  對搶救室和留觀室進行封閉式管理,也是郭樹彬推進改革的一個重要步驟。十幾位病人和家屬將醫生“團團圍住”的場景在中國醫院十分普遍,但在郭樹彬看來,“醫生耳邊嘈雜,很難集中精力,所以我們封閉了搶救室和留觀室,該留的病人留下,不該留的轉走,以減少在重癥搶救過程中的干擾和干預。”

  20172月,郭樹彬還推動啟用了分級叫號診療系統,按照急診分診國際標準進行處置,病情瀕危、危及生命的一、二 級患者在5分鐘內積極處理,三、四級患者則分別在15分鐘和兩小時內處置。

  優化后的急診流程使之前被大量占用的急診資源得到充分釋放,不僅保證了重癥搶救,而且就診秩序和環境得到優化,臨床、社會和經濟效益都有大幅提升。

   

  善用“互聯網+

  郭樹彬常把急診科醫生比作“醫學界的特種兵”,面對病人,要有快速應急反應能力和高超的醫學綜合水平,能夠第一時間識別危險乃至致命因素,抗壓能力、處理復雜事務的能力 和醫患交往能力更是必不可少。相比國外急診科醫生,中國醫生還常經歷整個急危重癥的搶救過程,綜合能力甚至更勝一籌。

  在醫學院讀書時,郭樹彬從本科到博士后的專業都是消 化內科,工作后機緣巧合進入急診,一干就將近20年。正是因為多年從事急診工作,郭樹彬的全局意識特別強。他帶領團隊行急診科改革的同期,恰逢北京市開啟“醫藥分開”綜合改革,其亮點之一便是借助醫保報銷杠桿和醫療服務價格給病人傳遞分級信號,有效提升社區和基層診療工作量,以此緩解大醫院看病難問題。到2017年底,改革實施不到一年,北京三級醫院門急診量就下降了12%

  郭樹彬在朝陽醫院急診科實施的改革也正順應了推進分級診療和醫聯體建設的大趨勢,“急診科是急危重癥的入口,當下國內的醫改方向就是普通專科常見疾病向社區下沉,而急危重癥向大醫院聚集。三級醫院門急診量下降,但急危重癥和疑難病例實際上是在增加。”目前,朝陽醫院急診醫學科年急診量達26萬人次,危重疑難病人比例遠超過北京其他醫院。

  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急診醫學體系多創立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起則步較晚。1983年,北京協和醫院院長陳 敏章教授批準在醫院設立獨立的急診科,成為中國第一個醫院內急診科。2000年,中華醫學會急診分會專家發布的《我國急診醫學的現狀與發展對策》中指出,技術標準化和信息網絡 化將是急診醫學的重要發展方向,這也正是郭樹彬來朝陽醫院急診之后推進的另一項重大改革。

  目前在朝陽醫院,不論從哪個入口進入急診科,地面的就診區域引導信息都清晰明確;從掛號到檢查一系列就診程序在電子顯示屏有序播報;查房醫生人手一臺移動的分診信息查詢系統,不需再去翻閱厚厚的紙質病例本;搶救室和留觀室所有病床都加裝生命體征監測儀;搶救室正中,偌大的液晶顯示屏保證醫生能夠隨時關注病人病情并及時處置。

  2018年底,中國醫學科學院出臺全國急診醫學科技影響 力排行榜,從科技產出、學術影響、科技條件三方面評估醫院科技活動影響廣度和深度。其中,朝陽醫院急診醫學科排名第二,僅次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但郭樹彬的眼光更為長遠。2018年開始,他推動朝陽醫院急診建立臨床遠程診療中心,目標是將國內數千家醫院結為一個體系,遠程分享教學和醫療過程。郭樹彬希望借助互聯網 和人工智能發展大勢,與更多基層醫院共享大醫院的先進經驗,從而推動中國醫療體系整體更為均質化。

  在他看來,不久的將來,只需借助一套虛擬現實技術(VR)設備或一副谷歌AR眼鏡(一款“增強現實”眼鏡),國內某個基層醫院的年輕醫生就可以實時看到北京三甲醫院教授 級專家查房的情景或疑難病例討論情況了。

   

  “科普是醫生的使命”

  除了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主任,郭樹彬還有多個社會任 職,其中他最為看重的是中華醫學會科學普及分會主任委員以及中國醫師協會醫學科普分會會長。

  他一直記得,曾有位大面積腦梗的老人被送來急診,來時尚有意識,但到醫院后很快意識不清。家屬難以理解為何已到醫院卻病情加重,因此認為醫院沒有盡到職責,眼看一場醫患矛盾即起。

  “我來到現場后,幾分鐘快速評析病情,并及時向家屬進行了解釋。很多大眾并不明白,許多疾病并非單純疾病,而是不可逆的衰老表現,到了一定年齡,或許就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表現形式。”

  而如何讓更多普通人接觸到更多正確的醫學科普知識,從而預防可預防的疾病,用正確的方法治療可治療的疾病,郭樹彬認為這不僅是醫學科普工作的重大意義,也是國家未來 重要的發展方向和戰略。

  兩年前,郭樹彬推動成立了中國健康科普聯盟并擔任主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公眾的醫學科普素養偏低。一組數據引人關注:2015年中國科協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具備科學素質的公民比例僅有6.2%,公眾整體的應急搶救能力和健康素養都較為缺乏。

  “有統計顯示,在醫學科普方面投入1元,相當于獲得7元收入,有些疾病減少了發病率,生了病也能夠避免有病亂投醫,花費和痛苦能夠減少,整個社會都會因此受益。”

  因此,郭樹彬經常出現在中國知名媒體的養生節目中,有目的地向大眾傳播健康常識,推動社會形成健康文化理念和日常行為約束。他還推動科普聯盟把各類組織結合在一起,由專業人士引領科普知識,并積極與中國主流社交平臺合作,打造中國健康科普的億級平臺。

  郭樹彬將“好醫生”分為三類:第一類技術精湛,治病救人;第二類管理超強,能領導醫學團隊救治更多人;第三類要有“公益之心”,通過各種手段去積極普及醫學知識,讓社會 更多人受益。具備這三種特征,便是他心中最高層次的醫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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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陽醫院,不論從哪個入口進入急診科,地面的就診區域引導信息都清晰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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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陽醫院急診科,從掛號到檢查一系列就診程序在電子顯示屏有序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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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房醫生人手一臺移動的分診信息查詢系統,方便快捷地了解病人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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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救室和留觀室所有病床都加裝生命體征監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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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救室正中,偌大的液晶顯示屏保證醫生能夠隨時關注病人病情并及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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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診科重癥監護室(ICU)設有護士和醫生工作站,能夠更加及時地處理突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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